摘要:
  
1988年嘎斯曼先生与我在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上   吕厚民 摄
刊于《中国摄影》杂志 2005年第2期



《中国摄影》杂志2004年第11期63页,顾铮文章《关于卡蒂埃-布勒松》中:
……“皮埃尔,我不是已经说了吗,让你把这个部分清楚地放出来,你看你,这放的是什么”?啪!(摄影家扬手打在放相技师头上的声音)。几个小时过去了,这回是放相技师数落摄影家了:“亨利,你好好看看,是你的底片不行嘛,你要我从这么差的底片放出好照片来,根本不可能的。” 啪!(这回是放相技师扬手打在摄影家头上的声音)。这里的亨利,是摄影界大师中的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勒松;而皮埃尔是几十年来一直为大师制作照片的皮埃尔.嘎斯曼(Pierre Gassmann),他已于今年7日5日去世。……
看到这里,我心里咯噔一下,差点黯然泪下:一个最近令我时常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嘎斯曼老爷子(Pierre Gassmann)已经走了!
我想到了一些往事,国内怕是没有人比我更多地接触这位老爷子了……
1984年的某一天,王苗来找我说:今天上午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让我们几个带照片去红星胡同,一个从巴黎来的老头要挑片子参加国际影展,选中了的每张还给不少钱呢,你怎么没去?我说:这种事,协会一般是会让我回避的。旁边一个我的法国朋友说,这不公平,我去打听这位老先生住哪里,然后陪你去找他。
当天晚上,她陪我来到北京饭店贵宾楼嘎斯曼先生的房间,据说老爷子来北京后,不看电影戏剧,不看电视,经常在息神养目,但是当他一看到我拿出幻灯片时,两眼马上就放出光来,就着那不甚明亮的台灯,靠着几十年浸淫于此的经验,他决绝地毫不敷衍地品评着我的幻灯片。他说话音量很大,并经常夹杂一些爽朗的笑声,甚至包括嘲笑和笑骂。但骂归骂,总的来说,他还是很喜欢我的照片,不止一遍说了:这就是我想找的东西。
嘎斯曼老爷子组织的影展《中国人眼中的中国》在1984年巴黎摄影月活动中获得了成功,我的作品入选13张,在数量上是最多的。
几个月后,我突然收的了一封巴黎来信,经朋友(法国使馆文化处的齐福乐 Jean-claud Thivolle。现在是负责法中文化交流的重要官员,当年曾脱光膀子帮我干活钉钉子挂框子,布置在法国使馆文化处的我的第一次个人影展—这也是第一次中国艺术家个人私自在外国驻华机构内的展览)翻译后知道是法国A.N.A.图片公司寄来的,女掌门人奥勃伦斯基夫人(白俄后裔)说在巴黎的影展上看到我的照片,很喜欢,后又经嘎斯曼先生推荐,A.N.A.图片公司愿意做我的经纪代理人,经了解,这是一家很小但很有效的公司,有一些很好的摄影家如马克. 黑布等都与她合作。我在他们寄来的合约上签了名。并托人(好像最后辗转相托的就是马克. 黑布)送去了一些我和王苗的幻灯片。
A.N.A.很快帮我在一些欧洲的杂志上发表了照片,我在巴黎有了一笔数目可观的稿费。这时,美联社记者刘香成跟我说,他的照相机想卖,已跟阿城说了,也问我有没有朋友会感兴趣,我问了型号和价钱后说:我全要。以后,阿城找到我说,他有朋友想跟我分一杯羹,我说,这套家伙,要不然都给你,要不然都给我,最好别拆。
还是托的马克. 黑布,从巴黎的A.N.A.图片公司帮我取出了差不多全部的钱交给了刘香成,买下了他的那套器材。那是一个Canon F1 机身,两个Canon A1 机身,从17 mm 超广角到500 mm 超望远一共10 个Canon 原厂镜头。
这套东西,现在说起来没什么了不起。前不久,在北京拍胡同起家的徐勇来到法国南方,闲谈中说了一句:我现在真的数不清自己有多少台相机;四年前,我到天津,朋友带我去拜访金象建筑机械器材公司的杜老板,这是个业余摄影爱好者,或者说他是个收藏家,他的相机是数得清的,但我却记不清是2830台还是2380台。然而二十年前,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朋友个人购买有比我更像样的器材。
马克. 黑布事情是帮我办了,但对我此举却很不赞同,见了我后相当生气地说:我不明白你要那么多,那么好的照相机有什么用!你看我,一直只用这----他挥舞着他的看起来很马马虎虎的奥林巴斯OM-2。(但以后我知道他也换了莱卡M6)
当然,从道理上无论怎么说,他都是对的,但是我却执迷不悟,这是毛病,是改不了的癖好,我当时没有“四个喇叭”,没有电视机,没有上得了场面的衣服,没有齐整的自行车,没有像样的家具餐具,也几乎没有任何生活上的奢侈品,名牌货,我心安理得地住在一间每月房租1.9元人民币的四处漏风的旧房子里。但是我却抵挡不住一套好的器材对我的诱惑,摩挲着这堆冷冰冰的铁,聆听那一下得心应手的快门声,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好的音乐,就是幸福。马克. 黑布他不会懂一个中国年轻人对心仪物质的发烧情结。
到了1985年,有三、四种可能都将通往巴黎的路铺在了我脚下,其中有一条就是嘎斯曼老爷子的巴黎PICTO图片冲印公司给我发出的邀请。
1985年10月,我来到了巴黎,老爷子在家里开香槟酒为我庆贺。并带我参观他的已有四十年历史的PICTO公司(现在已有六十年了)。那是真正的“如数家珍”。当年卡蒂埃-布勒松,卡帕等大师的全部底片都曾由他保管和制作(我风闻他们都是犹太人)。PICTO公司是一个高质量的图片制作和展览中心,有最先进的电子设备和最传统的手工技师。当时公司已由他大儿子接管,但是那里仍有他的专用的办公室,他差不多每天都去。他有处理不完的事,见不完的人。
我在巴黎居住的六、七年间所拍摄的全部幻灯片都由他的PICTO公司免费为我冲印,他总要求我把刚冲好的幻灯片拿给他看,然后就滔滔不绝地品评着这些片子,但他却是在对牛弹琴,因为我无法完全听懂或者说完全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这是件很遗憾,很尴尬的事情,所以我经常尽量躲着他走。他用那只曾拍打过卡蒂埃-布勒松头顶的肥厚手掌也曾拍过我的头顶:“我说,王,你真是个猪头(比喻固执)!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不要再拍这些鸟(鸽子)了,我不管你在北京是不是很喜欢它们,但是巴黎人很讨厌它们”。
我在他的办公室里也碰见过一些有名和无名的摄影家。有一次我按他跟我约定的时间去找他,却发现一个电影摄制组正在对他采访拍摄,我进退两难时他却招手叫我进去在椅子上坐定,对着镜头很有些夸张地介绍了我。以后1988年六月我随吴印咸,吕厚民,陈宝生,张海儿等组成的中国摄影家代表团第一次参加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时,有一个大会节目内容就是放映这部有关皮埃尔•嘎斯曼五十年摄影活动生涯的记录片,在电影屏幕上我突然看到到了自己巨大而且会活动的头像,实在是感觉很新奇,我的第一反应是,就眼前这个中国人头像而言,绝对引不起我举起相机拍摄的欲望。也就是在这部电影里,有一大段是他和卡蒂埃-布勒松对面而坐相谈,回忆几十年的历史和摄影,镜头上一直是他的正面和卡蒂埃-布勒松的后脑勺(这是布勒松的痼癖,他始终拒绝在镜头前露脸,杨绍明曾有幸在巴黎登门拜访布勒松,但最后只是无可奈何地拍下了大师坐过的椅子。)……
电影放映完了,老爷子走上台去接受观众的致敬,在一阵阵掌声和鲜花的浪潮中,他招手请他的同僚和伙伴朋友们一起上台,站在他的周围,陆陆续续上去了几十个人,我明显看到他也在对我招手,但是,我怯场了,一种中国式的含蓄使我没有能够站起来,拂了他的面子。
1989年八月,我和有汉语博士学位的犹太姑娘碧姬(Brigitte)结婚,古稀高龄的老爷子亲自开车70多公里来到巴黎远郊区我们的住处参加婚礼。
1993年,我们离开巴黎搬到了法国南方,一开始还通过几次电话我向他请安,以后联系就渐渐少了。至今他那爽朗的笑声我还音犹在耳,却没想到这一走竟成了永别,一想到他,我心里就充满了内疚和懊悔,我实在是有些辜负了他的厚爱,我完全应该也完全可能做的更好些。
………

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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