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任曙林在2009年《四月影会》30周年研讨会    供稿:徐勇

                                   晃荡的风衣      

       认识王志平缘于四月影会。
       一九七九年的“自然、社会,人”摄影展览由好几路人马组成。最终能捏合在一起共事,志平兄的组织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在我的印象中,他虽然也拍摄了大量“天安门事件”的照片。与其他拍摄的朋友们相比,他显得更像个知识分子。后来得知,他是学美术的,喜爱文学,家庭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应该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热血青年。
       那时看志平兄的照片,人文的味道明显比较浓。四月影展是中国的摄影从政治工具转向个性表达的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人们开始为自己拍照片了。这方面积极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志平兄算是很重要的一位。而这一点恰恰是“自然、社会、人”展览最有价值的地方,所以说王志平是四月影会的灵魂人物应该是客观的。他凭借自己的才气与人格魅力促使四月影展延续了三年,并永远留在了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这历史的功劳是毫无疑问的。
       利用政治和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是一些摄影人的特征,而四月第一展的成功,恰恰是有意识的最大限度的远离了这些,这包括作者和观众。中国历史上不乏政治事件,如四五,如星星。但四月却是一次相对纯粹的艺术活动,它不仅用行动把政治岁月无情地翻过,而且用作品尝试了随后近二十年中国现代摄影要实践的路。这才是四月真正的价值,特别是后者。在政治与艺术的纠缠中,在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与时代弄潮儿的搏弈中,有一个人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用自己的才分、心胸与智慧,用自己人格魅力,在历史的机遇关口,把住了方向,为后人留下了百年绝唱。这个人就是王志平。
       后来志平兄去了海外,并留在了那里。我们也一别二十多年。今年他又回到了故乡,并带来了他的“花花绿绿普罗旺斯”。在细细地品读中,我似乎又看到了那个长发、分头、双腮缩进、大眼镜片、人在双肩垫起的浅色风衣中晃荡的王志平。78年冬天他在池小宁家放幻灯,我坐在幻灯机侧面,看着画面的反光映射在他的脸上,人显得沧桑,却有力量,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时我想,这是个典型的有一丝忧伤的味道的落魄文学青年。
       四月影会的成员,坚持到今天还在拍照片的已是少数了。对一个从艺的人来说,本该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终其一生是应该做到的。只是在现今中国的背景下,这些传统的职业操守已经越来越淡了。
       在这些片子中,我看到一颗心还在热情的跳动,他还在寻找,他还在跋涉。也许终其一生,也无法到达终点,但生命的意义已在过程中展现。他用自己特有的执著,完成着中国知识分子应尽的本分,通过影像回答着大家的期望。
       仅这一点他还是那个王志平。

                                                                   任曙林  2008 夏


以下资料照片系穆雨晴1980年春摄于北京北海公园画舫斋,“四月影会”第二回《自然.社会.人》影展。



左起:李京红、XX、XX、王立平、吕厚民、袁毅平、王苗、贺洪宁、金伯宏、卢援朝。





临场赶制展片



王苗





持框者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秘书长陈昌谦,穿黑大衣者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徐肖冰(已故)



前排坐席左起:冯亦代(已故)、吕小中、冯牧(已故)、黄永玉、王志平



正面坐席:李晓斌、XX、韩子善、邵柏林(眼镜)、翁乃强(眼镜)。



冯牧(已故)和黄永玉





后排右侧靠柱子坐着的是狄源仓(已故)



中央夹纸盒者池小宁(已故)、右侧穿国防绿者孙青青。



摄影者廖增益(已故)



展厅观众



展厅观众



展厅观众



展厅观众



展厅观众



转载

《再见,80年代》 那时的中学生真好看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姜弘 2011-06-01 14:38:26
《八十年代中学生》摄影任曙林

“八十年代”是个迟来的命名,当年的经历者开始用怀旧的口吻谈论它。彼时本是个百业初兴的时期,国家刚刚恢复元气,思想和生活的自由逐渐开启。正在成长、正当青春的是任曙林镜头里的少年,也是一个国家。

1983年6月,北京171中学 (任曙林/图)
在北京做生意的王琳,一看到照片上的26年前的自己,眼泪就掉了下来。影像中,她和一位男生隔着几张课桌低头看书。那是1985年,他俩正在北京171中学上高二,一个没事就在学校转来转去的“怪叔叔”拍的。“怪叔叔”叫任曙林,他在王琳的母校先后拍了近十年,拍掉了三百多个胶卷。策展人那日松从三千多张照片里挑出159张,在北京798映画廊举办了一个“八十年代中学生”摄影展。
王琳是2011年4月30日开幕那天,接到了中学同学程文的电话,听说了这个摄影展上,其中一张照片上的人可能是她——程文大学毕业后回到171中学当老师,现在是学校领导。

1985年4月,北京171中学,王琳和一位男生隔着几张课桌低头看书,他们在谈恋爱,后来分班两人被拆散,再后来,他们考入相同的大学,结婚、离婚。 (任曙林/图)
照片上的那一年,王琳在和照片上的男生早恋,那天放学后,教室里就剩下他们两人了,他们坐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忽然听到有人要来,两人慌忙分开,走进来的正是任曙林,他按下快门,捉住了这个瞬间。
任曙林是在摄影展开幕式上,才知道自己26年前进门拍照前发生了这样的故事,他原本的记忆是这样的:“我进屋后,只能听见夕阳移动的声响,他们是那么专注地在看书写字,似乎别的什么都不存在。但我可以强烈感到波与场的存在,对方的每一次心思念头都是可以相互感觉到的。我觉得我是个不应该出现的第三者,拍下他们后,我悄悄地走了。”
后来,王琳和照片上的男生早恋的事被老师发现,高三分班时,他们被拆开了;后来他们双双考入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再后来他们结了婚,又离了婚。
王琳看展览后给前夫打了电话,前夫很忙,不能来看展览,她就把那张照片传给了他。
直到6月1日摄影展结束这一个多月里,和王琳一样的171中学学生们呼朋唤友地来了。大家在照片上辨认着:这个同学现在已经成了银行行长,那个现在是工程师……映画廊变成了同学会,失散多年的同学在这里重聚。也是二十多年后,他们才恍然大悟,那个人干的竟然是这么一件事。

1986年6月,171中学教室 (任曙林/图)
拍“四化”的来喽!
任曙林的十年拍,始于拍摄1979年高考,此后他开始走进校园。
1979年,任曙林25岁,在煤炭部下属的煤炭科学院电影室里工作,他托人找到了离家和单位都只有几百米距离的北京171中学,和校长说他是搞摄影的,想长期拍中学生。老师们一开始不大同意,怕影响课堂秩序,但最后校长还是答应了,条件是不能拍课堂。
北京171中学位于和平里北街,1958年建校,1970年代末成了东城区重点中学。那时,不断有挎着相机到学校来的记者,老师会按要求组织学生“配合”拍摄,这让不少学生反感,“不就是表现‘四化’建设成果嘛。”叛逆的男生会在私下里痛骂这种“配合”,对积极“配合”的女生不屑一顾,一旦挎相机的来了,他们就会放倒消息树——“拍‘四化’的来喽。”
任曙林也被学生们当成了来拍“四化”的。可没多久,孩子们发现,这个人好像不大一样,老师不做任何组织工作,这个人也来无影去无踪,你做什么他也不干涉你,就忽而按一下快门,不知道他在拍什么,也不懂有什么好拍的。“不说话,不交流”是任曙林刚进学校时给自己定的一条规矩。“我不是老师,也不是他们的朋友,我就是一个专业摄影师,他们学生牛,我也牛。”任曙林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1984年初夏,任曙林跟的那一班从初一到了初三毕业。一天,有学生给了他一张纸条:晚上,北海五龙亭。他如期赶到,发现就他一个“外人”——那是孩子们自己的毕业道别会。
任曙林曾用文字记录那次拍摄的情景:“录音机中的圆舞曲把同学们带入了欢快且伤感中。乘凉的游客在不远处围观,窃窃私语不时传入耳中,此情此景有点像一出舞台剧,亦真亦幻。”

1985年9月,171中学教室。三个女生擦教室玻璃的照片,是这次展览最受欢迎的照片之一。任曙林十年间拍女生相对较多,他觉得人在中学时代有一些神秘的东西:“我也很欣赏男孩子,男生、女生都是我心中的神。” (任曙林/图)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留个影
任曙林第一次摆弄照相机是在1966年,那一年,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父亲有一台上海202照相机,“一摁皮腔弹开,镜头就伸出来了。”开始,父亲不让他动相机,后来“文革”开始了,父亲去了五七干校,相机落在了家里,也落在了他的手中。
任曙林的父亲是老红军,后来做到了商务部副部长——用现在的话说,是典型的“红二代”。相机到手后,他有了很多可拍的:防止苏联空袭的防空战壕里,同学们并成一排,仰天长啸;天安门广场上,哥们手持毛主席语录摆出半蹲的姿势……开始时也没什么章法,后来想办法找到摄影书,按图索骥买显影粉,自己配药,自己冲洗。“文革”爆发后,任曙林发现那时候打人最狠的就是初中生,而且往往是女生。“奇怪了!到他们岁数大了反而不会那样子了。”任曙林后来进入了艺术领域,他说这“把自己救了”。
1979年的一天,他忽然想起了红卫兵年代,于是叫上女友,穿着白衬衣,戴上红卫兵袖标,外面穿一个褂子,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拍了一张照片。他想留住自己青春时期的感觉。“文革”期间,任曙林家也受到了冲击,父亲被审查。“文革”看到的一切让他意识到,13岁到18岁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段关键时期。他像观察小草、落日、蚯蚓一样观察他们。“我当时有很多谜还没有解开,到现在是否解了,我也不知道。”

1985年6月,北京总政游泳馆 (任曙林/图)
四月影展•八十年代
1977年,任父找到了老战友、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老演员赵子岳。赵子岳介绍了电影厂的一位摄影师给任曙林当老师。1970年,任曙林中学毕业后已经成为工厂里的一名工人。1977年,他给厂里拍了张《先进个人》,那也是他的第一个作品,他把学来的布光手法全用上了。他想让先进分子在照片里一看骨子里就是,而不是那个年代通行的模样。
对任曙林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出现在1978年,那一年,他参加了池小宁家的摄影沙龙,池小宁是美术家池宁的儿子,沙龙更像是摄影课堂,老师是老摄影家狄源苍先生,任曙林把那两年称作“恶补时期”,每周五晚上他都从卢沟桥准时赶到北京西城的新太平胡同11号——这里后来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摄影的圣地。
狄源苍懂外语,有许多原版画册,从不照本宣科。沙龙开设各式各样的讲座课程,从美术、音乐、雕塑到电影,甚至还包括造照相机的。“我们学了两年,每个礼拜五晚上两三个小时,等于上了一次大学。现在的大学,学法很不一样了。”任曙林这样描述他的“星期五沙龙”时代。
1979年1月,两位当时的“江湖高手”王志平和李晓斌来到“星期五”沙龙,任曙林把这次见面称为“历史性的会面”,并认为奠定了后来“四月影会”的基础。
任曙林是“四月影会”的成员,而“四月影会”是中国当代摄影的开端,它于1979年4月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自然•社会•人”摄影展,那是1949年后中国的第一次非官方摄影展,至1981年解散。“文革”结束,解冻时代到来,“四月影会”与其后的“无名画会”、“星星美展”成为艺术领域的解冻标志。
当时官方首次允许举办民间摄影展览,引起了海外的关注。张艺谋也参加了“四月影会”摄影展,在后来公开的一封书信中,张艺谋写信给策展人,对他们能费尽心力让其作品“过关”表示感谢。

1980年7月8日,北京54中考场。 (任曙林/图)
1979年高考前,有人对他说,“你不是喜欢照相吗?高考你不去拍啊?”当年,高考这种事还不被认为是新闻,连新华社记者都不会去。7月7日,高考头一天,任曙林没有任何证件,只能在考场外面拍。后来他设法搞到了监考证,以监考老师的身份拍摄了他的“高考系列”。“换了现在,肯定不行啊。”任曙林笑着说。
到1987年,任曙林去171中学拍照的时间就开始少了起来。直到1991年才开始拍摄《矿区劳动者》。再后来被时代裹挟着去深圳“下海”,拍起了商业作品。“人不能选择时代。对个体来说,任何时代都是合适的。有人老说生不逢时,我觉得这等于是屁话。”“任曙林特别奇怪,他是一个资深摄影家,但很多摄影界的人并不认识他,因为他很少出现在摄影圈里。”那日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4年在北京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人想起了任曙林的“中学生”,任曙林挑选了一些放了幻灯,才让人们重新关注起任曙林。那次研讨会,顾长卫也到场了。
在展厅内复原1980年代课堂的想法实现起来并不容易,没想到171中学现任副校长竟然是他的大学同学,现在展厅内摆放的是学校翻箱倒柜找出来的1990年代的课桌椅。
照片下的王琳现在有一个儿子在北京的一家外国语学校里读中学,她觉得,现在的中学生还是比那个时代幸福,“他们的选择比我们那时候多多了。”王琳说,“不要过多指责他们,我们的上一代人也曾经这么指责我们。”“八十年代中学生”系列照片拍摄结束几个月后,任曙林和新结识的女友去了一趟北京颐和园,当时,公园里人很少,十分清静。任曙林回忆当时的情景:“路过长廊,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跟着录音机跳舞……朋友走进长廊跟着扭了一会儿,我在廊外拍下了这个场面。我一下子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5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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